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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典赤•赡思丁 | 第二章:扶治云南——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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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22 11:13: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为中亚人的赛典赤•赡思丁在归附蒙古后,用自己的才干、胆识,在中国土地特别是在云南为政6年,取得非凡业绩,最后和众多子孙落籍中国,成为人才济济的望族,其本人至今仍为各族人民所敬佩,这是很了不起的,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他的成功之道,确需我们后人认真研究。我认为,他所以能在极其复杂、艰难的环境中建立如此伟业,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始终能顺从人民意愿和适应时代需要,领导和依靠各族人民,妥善处理民族关系,首次建立云南行省,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文化,促进了国家的统一。这充分证明,一个卓越的领导人,只要真正做人民迫切需要做的好事、实事,就会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

第二章  扶治云南


第三节 发展经济


稳定和建设边疆的有力措施——云南历史上最早的大面积屯田,轻赋薄税,与民休息,修路置驿,繁荣商旅,导水治桥,扩建中庆——昆明首次成为云南行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世祖忽必烈建元前,以武力入主中原的蒙古统治阶段一段时期内对于“王政之本”的农业生产重视不够,到忽必烈即位时,始“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食以农桑为本”。随即建立了农业组织机构“劝农司”、“司农司”等,两司专掌农桑水利及巡视上报各地农业生产情况,元政府每年以此作为考核官员“勤、惰”的标准,以决定对其的奖惩升迁。另外,又颁农桑之制14条,内容有建立村社,任命社长,兴修水利,种植树木,多种经营,储粮备荒等等。使农业日渐兴盛,对内巩固了新建立的政权,对外有利于攻宋战争的顺利进行。

   
一向忠君爱国的赛典赤,深知其意义重大,所以,初到云南,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开始以及兴修水利前,关乎国计民生的农业生产及各项经济建设,就已在组织进行了。纵观他这方面有计划、有步骤的工作,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清理户口 组织屯田

   
过去,由于战乱或不堪重负,广大城乡人民或流落山村僻野,成为“漏籍户”,或被迫依附蒙古宗王贵族,为其服劳役、耕作被“隐占”田地(即不给国家缴纳赋税、未登记在册的田地)而成为“隐户”。要进行屯垦,发展生产,就要先将他们招回来予以安置。至元十一年(1274年)下半年,赛典赤率先命爱鲁“阅中庆版籍,得隐户万余,以四千户即其地屯田”。即按籍丈量土地,以新定标准征收赋税。

   
回顾云南农业发展史,元以前纵然也有过汉武开边、孔明平定南中等时期的屯田,但大多“规模较小,随兴随废,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不能不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云南实行较大规模的屯田,设立机构管理屯政,实始于元代”。具体来说,即始于赛典赤治滇时期。

   
清理户籍和屯田,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原来流亡在外和被迫依附宗王、领主的民户,因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和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成为促进当时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对初建立的行省,起到了有力的巩固作用。

   
另外,其重要意义还表现为:这些清理出来的民户参加屯田后“免除徭役、耕种屯田、缴纳屯租,纳入统一的国家田赋系统。这对屯户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可以摆脱隐占者对他们无限制的役使和剥削;对元政府也是有利的,因为征收屯租可以扩大国家田赋的收入”。同时因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传播了耕作技术和经验,为后世的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在偏僻边远的民族贫困地区更是如此。

   
二、轻赋薄税 与民休息

   
富于治术的赛典赤,深知减轻人民负担与社会安宁的关系。关于他在云南屯垦期间减轻赋税、给农民予政策扶持的记载,在各种碑铭史籍中屡见不鲜,如元人郭松年《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有“薄税敛以招远人”、“薄征税以悦商贾”等等。最具体生动的,莫过于明人张洪《南夷书》中赛典赤与一位少数民族农民商定减租的对话:
   

“‘我想分给你耕地,贷给你耕牛、种、农具、蓑笠,你估计一亩可以收多少?’农民说:‘可得稻2石。’赛公又问:‘交给官府多少?’农民回答:‘一半。’赛公道:‘太重了,以后将难以承担,那些牛、种、农具等不再贷给,牛死买牛,农具坏了要修理,一家衣食所需,只剩一半怎么够呢?’农民说:‘那就交三分之一吧。’赛公说:‘你虽然能交得出,就怕你的子孙难以为继,以后接替我的人,必要按这一定数征收,那就上下互相怨恨了。我与你约定,不要违背:每亩上交米2斗,但不要拖欠。’农民非常高兴,又请教道:‘租很轻了,只是路远难送到,怎么办?’赛公又问当地还有什么合适的,适宜交马就交马,适宜交牛就交牛,全与米的价值相当,没有牛马,折成钱交也行。”

   
这里,以谷1石约可碾米4斗的比例换算,这位农民每亩产谷2石即8斗米,过去要交一半即4斗米,赛典赤为其减为2斗占每亩产量的25%,比过去减轻50%的负担,大头归己,小头上交,这在当时,确为“租甚轻”了。

   
如同前述屯田一样,赛典赤减租的积极特殊意义在于,一方面按每亩收租两斗计,则仅以《兵志三》不完全统计,其在世时所屯的149270亩田,就向国家交纳了298540斗粮食。而另一方面,这些及以后还不断增多的粮赋,绝非如以往那样是通过残酷的剥削压榨所得,而是在广大农户已解决了“一家衣食所需”,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温饱问题”后,从原属于宗王贵族等“隐占”部分里夺回来的,这在当时,是可贵的进步之举。

   
赛典赤通过组织屯垦,使耕者有其田,但对于战乱后大量流散于社会的孤、独、鳏、寡、残,无劳动生活能力的这一不幸阶层,他也没有忘记,同样制定和采取措施,诸如各家谱附件《咸阳王抚滇绩》、《赡思丁公茔碑总序》等所载:“置路食以待行劳……立养院以栖流氓,设义廪以济孤苦、恤鳏寡以收散亡,饥寒者为之衣食”等等。

   
如疑这是家谱所载,或有夸张之嫌,那众多身居要职的历代官员及官修志书同样有类似的记载,今择其要者互为印证:

   
——与赛典赤同时代的大理等路儒学提举赵子元所撰《赛平章德政碑》中也有云:“由是省徭役、恤鳏寡……饥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扶绥,凡兴利除害之事,知无不为。”另一同代人,元乌蒙道宣慰副使李京在其著作《云南志略•云南总叙•国朝平云南》中也提及“均赋役”,“恤孤贫”,“旧政一新,而民不知扰”。

   
——明代云南按察司副使王臣的《咸阳王庙铭》,清代云贵总督范承勋的《新建报功祠碑记》,除内容与家谱附件大致相同外,均分别总结道:“凡兴利除害之事,靡不具备”、“凡兴利除弊之事,无不毕举”等等,不胜枚举。

   
历时元、明、清,跨度几百年,在记载赛典赤关心民瘼、优抚助贫方面,竟俨然一朝一人所书,这在云南历史上实为罕见,其中深意,不言而喻,耐人寻味。


三、修路置驿  繁荣商旅

   
“要致富,先修路”这是今人提出的口号,是古今历史经验的总结。凡历史上有作为的为政者,修治道路必为其施政措施之一。

   
赛典赤任职秦蜀时,已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和经验,因此,在云南期间,修路建驿站自然也是其主要任务之一。

   
元初,修路置驿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迅速调集军队或出征。赛典赤入滇后的云南,虽然仍有战事,但多为小规模和局部性的,所以,修路置驿,尽管是从防卫上着眼,但实际上却多用于经济建设方面来。

   
秦汉以来,由四川叙州(今宜宾)经云南石门关(今盐津县)南下曲靖至昆明的石门道,是云南历史上一条重要的道路。以后历代都注意修治经营,当然,由于战乱,也时有关闭和毁坏。至元十三年(1276年)诏开乌蒙道,赛典赤部将爱鲁用兵于滇东北及四川筠连一带时,“水陆皆置驿传”,其间奉命修复的乌蒙道,便是这一条著名的石门古道。

   
这一条连接中庆的古驿道,至今很多线段尚保存完好,如经过昆明东郊金马镇的放马桥一带,原路面犹存。据《昆明市官渡区文物志》介绍:“路面正中用长条状青石铺筑,条石长短不一,宽45厘米,最长约1米。条石两边铺砌大小不等的平面石块,在条石和石块的下面,辅筑碎石和土,用碾碾平。路面的石上留有清晰的牛马蹄印和车轮轨迹。”

   
1996年1月,笔者到这一地段察看,发现拱桥桥面边沿已坍塌,牛马蹄印已磨损难辨,青灰色条石上,车辙凹下如浅弓形。站在桥上向昆明方向眺望,但见松林野草覆盖的山峦绵延起伏,古道蜿蜒隐现其间,令人顿生怀古之思,遥想当年车骑行进之壮观。沿古道登山返回至大桥村,田边又见一座与放马桥相似的石拱桥,因桥两头路面已辟为稻田,故周围地势明显低于桥基,拱桥遗世而独立,较为瞩目。放马桥因旧时驿道用马、牧马而故名,大桥村则因此桥而得名。两桥为石门入滇古驿道上珍贵的历史见证及文物,不应任其冷落残破,建议有关部门予以修治并立标识保护。

   
滇西北一线,因蒙古军1253年南下经丽江入大理,沿途后来置驿站,成为该地区一条重要通道。赛典亦对此也有修治,特别是对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关隘更为重视。如在丽江北一带的“样彻阁”山与“木习阁”山之间,有一座名为“越灭根关”的要隘,“当摩些、吐蕃之界,险峻天成”,后因战乱残破,至“国朝至元十五年,行省赛典赤平章于此重修之,更名雪山门,以军戍之”。

   
滇西一线,古已有道,南诏、大理政权时代已早有修治经营,其路途之艰险,虽仅次于石门道,但有的方面,因其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就为其余路线所无。

   
自古以来,每遇战事前后,这条古道就较平时要更全面地维修。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六年(1279年),元、缅由于争夺金齿(今德宏州及保山部分地区)爆发战争,云南行省先后派大理路总管段实、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剌丁出征。战前按惯例对道路作了修治,战后,又把在收复及新平定的西部地区直至东部路段上的腾冲驿、永昌驿、漾濞驿、龙尾关驿、云南驿、吕合驿、广通驿、腰站驿、安宁驿等连成一线直达中庆。

   
以后,虽然赛典赤去世,但受其抚治方针的影响,其子孙及历任云南行省仍旧修路置驿不止。北边,于至元二十八年,在已设建都驿道的基础上,打通旧清溪道,连通中庆至成都。三十年,开通乌撒(今贵州威宁)经茫部(今云南镇雄)至筠连(今四川筠连)入川驿道等。

  
赛典赤及其后云南行省持续不断地修路置驿,其深远影响及重大意义,历来已有很多著述予以正确评价,但较全面、深刻者,为方铁先生《元代云南的驿站》一广所概括:它打通了云南与中原及邻省、邻邦的交通往来,为先进技术的交流,外地移民的进入,各民族的交往创造了便利的条件。驿道连接内地和边疆,尤其进入边远地区,打破了各地闭塞的状况,促进了边疆的开发,也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往来,加强了与中南半岛地区的联系。驿道在云南的设立有一原则:‘立站之地,侧近无居民不可设置’。因此驿道常经村落和屯田集中之处,对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云南的站户和铺兵常有十万之众,大部分为汉人和汉文化较深的少数民族人民,还有担任驿传官吏、稽查的不少蒙古人和色目人,随驿传而散步全省各地,这对民族交往和融合,对边僻地区开发是有利的。另外,云南行省能始终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行省能对各地进行有效的控制,驿传的普遍修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诚如方氏所言,驿道的兴建,影响是巨大的,在经济方面,主要是给边疆的商旅经贸、运输等都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再加上赛典赤推行的扶持政策如“为市井以通贸易,薄征税以广行商”等,以及保护措施如本传所载:“又患山路险远、盗贼出没,为行者病,相地置镇,每镇设土酋吏一人、百夫长一人,往来者或值劫掠,则罪及之。”广大城乡,因驿道的兴建,开始呈现出商业繁荣、集市兴旺的景象。


四、导水治桥 扩建中庆


现在昆明城,在赛典赤刚到云南时,名为鄯阐城,是南诏王阁罗凤命其子凤伽异所筑的拓东城,以后至劝丰佑时更名鄯阐。当时,该城范围较小,“北以今长春路——民生街为界,西和南距滇池东岸和北岸较近(早年滇池水位高、水面宽),东边虽达金汁河岸,但因街市中心已向西移,故所跨居的盘龙江(旧名云津河或滇池河)实已形成东城壕了”。


至元十二年(1275年),赛典赤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在原大理鄯阐城的基础上予以扩展,“城南主要是导水治桥,即引盘龙江水,自今双龙桥向西转北,在鸡鸣桥北边向西折而入滇池的那条玉带河,并在这条护城河上架起几座桥来——即土桥、板坝河桥、小泽口桥等。城北主要是向北扩展出约1里……”并在四个方向各建了一道城门。


经过扩建后的中庆,在“山川明秀、民物阜昌。冬不祁寒,夏不剧署。奇花异卉,四序不歇”的陪衬掩映下,成为一座美丽又独具特色的边城以及云南历史上第一个直属中央的行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现在,仍然作为省会的昆明城,尽管比当年扩大了许多倍,但繁华地段正义路、南屏街、三市街、长春路、金碧路、东风西路中段一带仍旧是元代中庆城区所在。可以说,是赛典赤早在700多年前就奠定了这一省会城市的基础,是名符其实的奠基者。


值得一提的是,赛典赤扩建中庆城“建省堂、筑驿馆、导水治桥、兴市井……”但却没有像历代主滇的统治者那样,为自己大兴土木,建立豪华的官署或别馆。相反,其曾经居住及办公的“云南行中书省”省署,“屋宇阶庭,虽有成迹,较之华夏则规模差陋”,另外,遗址仅限于今正义路、威远街口范围,由此可见共清廉俭仆,这在封建时代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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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25 19:12:05 | 显示全部楼层
怎么没有发第一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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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6 17:36:1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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