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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典赤•赡思丁 | 第二章:扶治云南——兴儒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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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22 11:13: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为中亚人的赛典赤•赡思丁在归附蒙古后,用自己的才干、胆识,在中国土地特别是在云南为政6年,取得非凡业绩,最后和众多子孙落籍中国,成为人才济济的望族,其本人至今仍为各族人民所敬佩,这是很了不起的,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他的成功之道,确需我们后人认真研究。我认为,他所以能在极其复杂、艰难的环境中建立如此伟业,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始终能顺从人民意愿和适应时代需要,领导和依靠各族人民,妥善处理民族关系,首次建立云南行省,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文化,促进了国家的统一。这充分证明,一个卓越的领导人,只要真正做人民迫切需要做的好事、实事,就会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

第二章  扶治云南

第四节  兴儒办学


云南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孔庙——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传播到落后偏僻的边疆——促进了当时及后世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从精神方面防止了原地方政权势力的复辟及潜在的分裂,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统一。


回顾蒙古建元前后,因其军事强盛,似只知金戈铁马打天下,但只要深入考察研究就会发现,它之所以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盛极一时的封建王朝,除主要靠武功外,还与逐渐辅以文治分不开。


世祖忽必烈时代,由于其青年时期就好结识中原文士,身边早就形成了一个汉族幕僚集团,在他们的影响下,熟悉了孔孟经典、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即位后,在统治中原的“汉法”中,其中一项便是开办诸路学堂,招收官民优秀子弟入学,规定“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选用。”
   
   
这一时期,蒙元战争范围较昔日相对缩小,占领地区基本趋于稳定,教育事业通过统治者的提倡逐渐发展,对于当时安定社会秩序、促进文化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作为这一过程的直接参与者以及亲自目睹了其社会效果的赛典赤,对此体会很深。因此,“抚治”云南的工作如“屯田垦荒”、“兴修水利”等等,尽管十分重要,但毕竟为求生存、谋衣食的最基本的应急措施,若用社会历史发展的战略眼光从长计议,兴儒办学、发展教育、传播文化、培养人才方为根本的大政和要务。

   
于是,入滇伊始,在建立行省的同时,开始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教育事业建设。

   
至元十一年(1274年)冬,赛典赤开始了云南历史上第一座孔庙的创建。

   
据元人郭松年碑文记载,创建孔庙的地皮,由赛典赤“捐俸金”购于城北。在他的带头影响下,其余费用由部属“例割己俸以资之,其木石之价、工役之费,不取于民而用已足”。整个建筑时间“经始于至元甲戌(1274年)之冬,落成于丙子(1276年)之春”。共有屋53间,大成殿位于正中,孔子塑像朝南端坐,东西有孟子、孔伋、颜回、曾参4贤以及子贡、子路、有若、冉耕、冉求等10哲相伴,大殿外对衬两庑,“七十子之徒及历代名儒,有功于世教者绘其像而列焉”。“内外有门”、“左右有堂”,另外还建有藏经楼、文昌阁等。整座建筑结构精巧、气势恢宏、雕梁画栋、色彩斑斓,真是“内外完美,无愧中州”,堪称云南最早、昆明最大的庙学学宫。对这一学宫的管理,赛典赤考虑得长远且周到——以后的经济开支,包括由政府供给的“廪膳”(伙食津贴)、住宿等教育经费,采用购置学田收地租予以解决。最初,因学生还少,于“官渡买田8双以赡学”。日久学生增多,又先后增为5顷。这一办法在他去世后一直沿用并推广到各地,收入剩余部分还用于赈济贫民。有的地方“由是仓廪充、财用足、师勤士励、教化大行”。

   
至于学生来源,因当时庙学在中庆为首创,开始时数量太少,连主管官员都还得亲自去“劝士人子弟以学”,以后,每期增收至150名学生,当地少数民族“虽爨 亦遣子入学”。这充分说明了招收学生,确遵循了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这在蒙元民族等级森严时代,是异乎寻常的。

   
师资教官,除赵子元、郝天挺等人外,还专门从四川请来王荣午等一批“经学之士”任教。

   
教学内容,自然主要为儒家经典,早期为初级标准教材四书(《大学》、《中庸》、《孟子》、《论语》)、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以后,增加了《孝经》及一些相应的时务论策。这些教材,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一部分是属于宣传封建纲常、宗法思想的糟粕,但其中也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很多至今仍有积极借鉴意义的伦理道德观念等等。在当时对于提高各民族文化水平,培养地方各类人才等方面,曾起到其历史的进步作用。

   
庙学建成初期的教学方法,未见具体记载,但据后来泰定年间的元肃政廉访使李源道所撰《中庆路学讲堂记》介绍,学生在学习时,重在深刻理解,强调学由“心得”,而非“口授”;教师讲课应突出重点,不能照本宣科,仅凭章句“而通其义”。要注意分析归类、详略得当、主次分明。有时,教学形式灵活多样,气氛热烈,“令教官、学生及民间子弟通经者以次讲说,至晡乃罢,外人来观听者,充庭塞户,教化大兴”。

   
尽管赛典赤后来没有看到他所期望的“他日化成俗定,人才辈出,彬彬乎齐鲁之风”的景象便已去世,但在其成功地开创的这一宏伟事业的带动影响下,云南各地相继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建立了大理路、临安路庙学,大德六年(1302年)建立了安宁州庙学,延祐七年(1320年)建仁德府庙学,其余嵩明、邓州、永昌、丽江、鹤庆等地庙学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

   
各地庙学的教材与全国统一,有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从此,从省城到边疆地区,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了相对平衡的发展。

   
赛典赤兴儒办学,其重要意义不仅只是局限在文化教育方面,更深刻的是它还有着一个当时在多民族的云南,其前身为南诏、大理地方政权这一特殊背景下所产生、影响远及今日的重大政治内涵。

   
元代之前的南诏、大理,自古以来当然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们毕竟又是相对独立,有自己的国号、年号以及完善的统治机构的地方政权。长期以来,南诏与唐、大理、与宋。无论是朝贡、册封、臣属等等,仍总有“分庭”、“游离”之嫌,就连著名的异牟寻与唐使臣点苍山会盟,南诏决定归附唐朝时,仍还毫不客气地警告唐政府:今后如“有起异心,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救恤,亦请准此誓文,神祗共罚”。何况以后撕毁盟约,又挑起战端的,正是他们自己。

   
而只有到了赛典赤建立行省后,原来的南诏、大理辖区才实实在在、完整地、无条件地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直属省级行政区划,这是中国及云南历史上从没有先例的重大政治事件。然而,因为云南是被只攻城、未攻心的武力所征服的,所以一个潜在的危险是一旦抚治失宜、人心离散,就有可能重走回头路,其原因便是世祖在征服大理7年后的中统元年(1260年)即位时所说的“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他多年悬念的远离中州的云南,正是“文治多缺”的重要地区之一。在当时形势下,缺文治,具体来说就是缺具有传统凝聚力的中国儒家思想文化,而赛典赤建孔庙、兴儒办学,就是以这一精神物质作为政治黏合剂,紧密地“粘接”好边疆与内地、行省与中央、民族与民族之间因蒙元铁骑践踏后遗留的裂纹,使破碎的金瓯重归完整,使原割据地区最终成为当时乃至今日中国版图上一个密不可分的省份。

   
因此,从这一个积极的特殊意义上来认识,对于赛典赤在云南传播封建文化,我们不仅不应再犯过去史学界最爱犯的一个通病——动辄就按今人今地的观点去分析批判古人“维护封建统治”的阶级立场、思想动机等等,反而还应当充分肯定,恰恰正因如此,他才建立了这样一个维护和巩固了中国版图完整、国家统一的世纪功勋。

   
其余在教育自身范围内,有很多方面依旧值得总结和肯定,如当决定建学后,身为全省最高军政首长的赛典赤,如同在陕西任上捐资办学那样,又“捐俸金”以购买地皮,这充分说明了他不论任职何方,总是以实际行动关心和支持教育,这对我们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教学方法上,如前所述,重在“启发示”而非我们往昔印象中死记硬背地灌输。尤为生动活泼者,乃开放式而非封闭式教学——不仅在校师生,就连民间子弟竟然都可以在本来是十分肃穆地孔庙圣地登台演讲、热烈讨论,同时允许“外人”前来“观听”,以至于“充庭塞户”,等等这些,对我们的教育改革,想必也会有一个参考价值。
发表于 2019-4-22 22:59:1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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