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成明,崔 莉
(北方民族大学 民族学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刘格平(1904-1992),我国革命先驱之一,1922年、1926年分别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在之后的岁月里辗转各地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解放事业征战、奋斗,忠贞不渝于党和国家。作为一位爱国战士和国家领导人,他的一生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艰难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政策制定及民族工作的实践。回望刘格平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世纪里回族精英与民众为国家存亡和兴盛而奉献终生的爱国者形象。
关键词:刘格平;革命抗战;民族工作;红色记忆
1904年8月8日刘格平出生于津南沧县堤东村(现属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的一个回族家庭,1992年3月11日在北京逝世。这位将近横跨整个20世纪的生命个体,见证了中国百年的突变和转型。这一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伴随着世界形势激荡、内忧外患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体制,带领各族人民走上一条实现美好生活的新道路;在世纪末又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再次推动中华民族完成伟大复兴。刘格平诞生在20世纪之初,中国人血液里的家国情怀及回族人性格中的坚贞豪气,使他走上一条参与拯救家国、民族振兴的实践道路。纵观他的一生,可谓中国回族红色记忆中的典型一笔,值得历史铭记,后人追忆。关于刘格平生平的相关回忆和记述文献不少,本文试图将作为个体的刘格平放置于所处的宏观时代背景中回顾评价其一生。
一、青年刘格平的革命抗战道路
河北孟村,旧称津南沧县堤东,位于邻近渤海的华北平原,自古就是出硬汉之地,刘格平便出生于这里,在家中弟兄三人里,他排行老三。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起国内青年志士们为国家主权的担忧和群愤,“五四运动”随之爆发。彼时刘格平正在某部队随营军事学校学习,15岁的他深受学生运动影响,一腔热血,欲立志报国,推翻腐朽旧政权旧思想,遂于1922年9月加入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革命生涯由此开启。
1922年冬,刚年满18岁的刘格平回到津南沧县,从最熟悉的家乡着手宣传新兴革命思想,在此期间先后发展刘子芳、王俊峰和刘景良等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3年2月主持建立津南地区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大堤东支部[1]。“五四运动”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位于冀鲁两省交界处的庆云县便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较早的地区。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为共产党后备力量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的刘格平即在这一地区传播革命思想,建立党的组织[2]。1925年底,为配合北伐,刘格平同张隐韬等人曾在这里组织党所领导的北方第一支革命武装农民自卫军,刘格平任副司令兼参谋长,并向全国发起起义宣言。在我国北方,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向北洋军阀打响的第一枪,便是刘格平和张隐韬发动领导的此次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刘格平无疑是当时最活跃、最富激情的爱国青年志士之一。1926年,经天津党组织负责人于方舟、李季达介绍,刘格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马骏、刘清扬、郭隆真等人之后,又一位早期的回族共产主义革命者。他信心满满,立志要与党组织一起,为国家主权与和平奋斗。同年9月,刘格平受派到津南地区,创建津南党组织。1927年3月底,刘格平以中共津南特派员身份,在大堤东刘子芳家中主持建立津南地区第一个党委会——中共津南特委,并任特委书记。在此期间,除了积极扩大党的队伍,争取建立武装和积蓄力量外,他还认识到思想传播的重要性,创办特委机关报《红线》,该报宗旨是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报道国内外时事,指导津南地区党组织的活动,唤醒民众参与革命斗争,至到1928年6月,随着刘格平的被捕,此报才被迫停刊[3]。
1927年秋,刘格平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充分发动和利用当地现有资源力量,对津南鲁北的一批分散武装进行整编改造,建立华北地区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津南革命军”,并指挥这支队伍一度攻占附近的庆云县城。1928年春,刘格平又组织了庆云暴动。由于各种原因,这两次斗争最后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影响深远,革命思想逐渐深入人心。1934年,刘格平再次领导了津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马颊河民工暴动,建立农民自卫军,创建华北平原第一个红色政权[2]。而后北伐时期,刘格平与在上海的周恩来遥相呼应,担任总指挥,在天津组织发起我国北方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起义部队配合国民军第二军,一举击溃奉系军阀张作霖部队。
纵观其早期革命经历,青年刘格平是津南、鲁北共产党最早创始人之一[4],曾在华北地区党史上书写了多个第一,在他的努力下,革命的火种播遍津南,并传及鲁北。
革命抗战总是伴随着危险甚至牺牲,刘格平也先后于1923年、1928年和1934年三次被捕入狱。1934年4月,刘格平在领导庆云县罢河工斗争中被捕,在狱中被以政治犯罪名判为无期徒刑。1937年,被监于北平国民党监狱中的六十余名地下共产党员接到党中央指示,让他们通过“假自首”方式签署《反共启事》以获释出狱,继续工作,刘格平是唯一没有执行这一指示的人。在狱中,不管敌人怎样威逼利诱,他始终抱着“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背叛革命初衷”的坚定信念坚持了下来,在狱中多待了八年之久。因此,有人称刘格平是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在对敌斗争中,为着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坚强不屈的一面精神旗帜。当然,也正因这次坚守,在后来的历史波动中反过来也保护了他。
刘格平成长于一个特殊的回族家庭,也了解回族社会复杂的凝聚力。他早期的革命斗争,从一开始就依靠广大回族人民,深入到当地回族群众中开展工作,他在艰苦革命斗争中激流勇进,传播新思想,成为津南一带回族支持和参与抗战的革命领袖[5]。
刘格平后来到陕西省银行工作,与时任陕西回教公会主席、省政府参议冯瑞生相交甚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受刘格平影响,冯瑞生发起成立陕西省回教抗日救国会,并推选刘格平为会长。该会成立后,曾组织当地回族群众上街游行,张贴标语,印发传单,反对不抵抗政策,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开展抵制日货等活动。在刘格平倡议下,该会还组织回族青年数十人,成立“回族青年读书会”,每星期天由刘格平给与会者讲抗日救国道理,灌输革命思想,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6]。该“读书会”活动一段时间后,由于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而迫停,为保护刘格平的安全,冯瑞生将其护送转移到了山西。
1938年6月,刘格平和刘子芳介绍王连芳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连芳后来曾任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主任委员、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政委、渤海区回民协会总会主任委员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连芳在云南省工作,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优秀民族干部。刘格平去世后,王连芳撰文称其为“在津南地区播下火种的回族革命先驱”,是“自己认识革命和参加革命的领路人”[7](P34)。不仅王连芳,后来的许多回族干部都缅怀刘格平在革命工作上做出的榜样。
1944年4月,刘格平一出狱,便立即到天津领导抗日爱国运动和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工作,组织天津市救国会,并通过读书会、办刊物等形式影响和联系周围群众,开展爱国教育。同年10月,根据党组织工作需要,刘格平回到渤海解放区。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内,回族人口众多,为争取回族民众共同抗日,并加强对回民抗日工作的领导,渤海回民支队、鲁南回民救国会等组织纷纷成立。回民武装在山东大地积极打击日伪军,取得丰硕成果。例如 1939 年至 1944 年间,马本斋带领的回民支队在游击战中经历大小战斗 870 余次,消灭日伪军 36 700 余人;泰西地区的回民连经历 20 余次大战斗,歼敌数千人[8]。1945年9月14日《晋察冀日报》转载新华社的报道中高度肯定和赞扬刘格平、王连芳等人在抗日战争中带领回族人民为国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称他们为带领回民大众抗日的领袖性人物[9](P159、186)。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是全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也是国内战争持续时期,全国各地的革命工作在艰难中不断取得胜利。期间,刘格平先后担任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城工部部长、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等职务。也是在此期间,刘格平与陈毅接触相识,并协助陈毅布置领导大参军运动,帮助恢复建立农村党团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因工作出色而得到陈毅的充分肯定,两人的关系也日益亲密。上海解放后,在陈毅的推荐下,刘格平作为山东代表出席新政协会议,后又担任全国回民代表[10](P157)。
刘格平从走上革命道路最初,他就得到家乡回族乡邻的支持乃至跟随。在投身革命后,他也将回族中建立团体以加强联系的传统应用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之中[9](P255)。刘格平也理解回族与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传承,因此在其一生革命战斗和民族工作生涯里,能将二者关系处理融洽,充分发动广大回族群众积极参与到这一历史进程中,并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等的充分信任和肯定。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时,毛泽东得知刘格平为回族,便认真地说:“要注意保持回民的生活习惯,不然就没有代表性了!”[10](P15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有人提议将山东回民武装编入屯垦部队,刘格平认为少数民族有特殊生活习惯,有必要在正规军中适当保留一些少数民族部队。后来毛泽东对此作出批示,其中有一条是“请刘格平同志经常注意,有对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处置不妥当的,向我直接提出意见”[9](P256)。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刘格平当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作为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刘格平在发言中说:“各个少数民族的自由解放,与整个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是不可分的。”[11]值得注意的是,刘格平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推举为“少数民族首席代表”的职务之人,此后各届都没有了这一职务。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刘格平受命参与筹建中央民委。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65个委员之一,在开国大典中,他不仅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其名字也在大典上由毛泽东加以宣告[12]。
二、刘格平与新中国少数民族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格平曾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党委书记、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宁夏回族自治区首任主席等重要职务。在任职期间,他未忘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以身作则践行党的民族政策,并积极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工作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初期,刘格平和李维汉、乌兰夫三位同志受到党中央信任和重托,成为我们国家主管统战、民族和宗教工作的领导人,共同建立了延续至今的我国民族、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体制和格局。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刘格平当选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57年10月1日,刘格平在《人民日报》发表《十月革命开辟了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此文以“十月革命”为引,深刻剖析我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本质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可行性道路。从此足以看出刘格平深厚的民族工作理论认识[13]。刘格平在此文中就我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制度、政策发表了很多见解,例如“我国是一个由汉族和几十个少数民族结合而成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在我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我们祖国广大的疆土,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我们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璨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坚持不懈地反对党内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且以民族平等、民族友好的精神,教育人民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利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条件”[14]。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为做好团结藏族同胞的工作,刘格平陪同年轻的达赖喇嘛(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到全国各地视察,历时半年多,并(应达赖喇嘛自己要求)每天为其上一个小时课程,主要讲中国现代革命史和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理论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据曾在此期间担任达赖喇嘛生活翻译工作、与刘格平有深入接触的降边嘉措回忆:“格平身材高大魁梧,相貌端庄,举止稳重,慈祥和蔼,平易近人,说话声音不紧不慢,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一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15]1956年冬,担任中央慰问团副团长的刘格平在赴四川藏、彝地区时,也曾向当地喇嘛献哈达,表达礼节尊重。
刘格平与李维汉等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关系很要好。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前,刘格平作为民族组负责人,与李维汉共同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关于民族问题的部分,这些内容后来决定了我国宪法中有关民族问题的部分。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是在刘格平主持民族工作时所制定的草案基础上不断修改完善出来的。1950年,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刘格平和乌兰夫协助李维汉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起草《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等文件,乌兰夫任第一任院长,后来由刘格平接替当院长(1955年)。刘格平此后还以国家民族宗教事务工作领导人身份先后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等文件。
为了更好地向各地各民族宣传新的民族政策,慰问长期受压迫、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同胞,1950年春根据毛泽东主席建议,中央决定向全国各民族地区派遣访问团,刘格平担任赴西南访问团团长(副团长由费孝通、夏康农担任),并筹备相关事宜。期间,刘格平提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为少数民族题词。当年7月中央西南访问团分赴西康、四川、贵州、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慰问,1951年3月慰问结束,历时八个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第一个,也是历时最长的一个访问团,对我国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访问期间,随行的一大批作家、艺术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以及民族干部,在完成访问工作的同时对西南少数民族分布区域、分布数量、生活习俗等情况进行了大量调查,获得大量资料,为后来我国民族识别和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9](P207)。1956年7月25日,刘格平与谢扶民(壮族,时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起给统战部和中央就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研工作的开展提交具体实施报告[16]。在刘格平组织领导下,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专家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语言调查三大重要工作,这些工作对中国民族历史发展和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和意义。
1953年5月15日,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在北京成立,由刘格平(时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担任主任,一直到1958年。关于协会工作,刘格平认为除加强学习、爱护祖国外,要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回族内部教派之间的团结,并积极参与各项建设事业,改善人民生活[17]。因此,在他主持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期间,组织进行调查研究,促进回族的社会主义改造,举办回族历史展览,调解处理政府难于处理的一些回族内部问题,编写回族历史,筹备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等,做了大量工作[18]。协进会存在的五年间出版了数期《通讯》期刊,编辑出版彩色摄影画册,在银川市筹办有关回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型展览,1957年还印刷由白寿彝等知名学者编著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一书,为发展我国回族文化事业做了大量工作[19]。该会虽然是一个回族群众性的文化团体,但具有官方性质。直到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际,历时五年有余的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完成了它的特殊历史使命,回协全部干部前往宁夏支援建设。
为进一步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人口数量较大的回族群体的政治权利,1957年,中央任命刘格平主持筹备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工作,回族人民举族欢庆,积极拥护国家的民族政策,也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民族工作承诺。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刘格平当选为第一任主席。对此,刘格平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建立,不仅为回回民族发展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民族提供了条件,在鼓舞全国各地回族人民积极参加祖国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建设伟大的祖国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20]
在宁夏期间,刘格平曾多次动员王连芳等外省区干部到宁夏工作,支援新成立的自治区工作[7](P26)。最后在中央组织部协调下,调来了甘春雷、杨辛、霍流、丁毅民等100位回族干部,中央军委铁道兵将原渤海回民支队174名回族干部又分两批到宁夏固原、吴忠工作,另外,还从天津招收了276名回族知识青年来宁夏工作,后来又从各省调拨各级回族干部600多人[21]。这些人的到来充实了宁夏干部队伍的数量,也提高了干部队伍素质,为宁夏各项事业的发展和民族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基础。刘格平在实践民族工作期间,积极宣扬以正确态度和政策对待我国民族宗教问题。1959年,刘格平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成立时发表讲话,其中内容涉及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问题尤其是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问题,宗教信仰自由与生活习俗等问题。例如,当时有人要求回民养猪,他认为“回民不养猪,因为这是风俗习惯,有的人说可以养猪,我们地区不养,不能让人做不愉快的事情。回民可以养牛、羊,川区可以养鱼、鸭。饮食方面要互相尊重,回民有回民的习惯,汉民有汉民的习惯,南方人有南方人的习惯,北方人有北方人的习惯,不是说到共产主义都要吃一样的饭。”[22]1950年6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的乌兰夫、刘格平关于《对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中提到,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民族性的群众思想信仰问题,且与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有密切关联。对待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应该十分审慎,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信教自由政策。对于(当时)存在的一些宗教人士的政治问题,应就事论事,而不要刻意提及其宗教身份[23]。应当说,作为党的最早的革命战士和重要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之一,刘格平对于民族问题性质的认识和把握是深刻和到位的,也是符合我国多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
早在开展津南革命斗争期间,刘格平就一直坚持本民族生活习惯,同时也尊重汉族同胞习俗并把这看做是联系回族群众、引导回族革命、团结回汉人民的必要条件。刘格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在1957年“青岛会议”中,他就认为“对地方民族主义不进行教育或批判,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产生严重的后果”[24]。文革期间,由于受到不公正批判,刘格平被打倒,安置在“唐山陶瓷三厂”劳动,直到1981年前后得以平反,其后到全国政协等处任职,直至1992年3月11日去世。在逝世后,有人撰诗:“岁月蹉跎踏雪尘,几经磨难倡维新。少年忧国志犹壮,老迈为民情更深。几度春秋听苦雨,三番生死炼丹心。山枫吹喜重霜染,千古长昭忠义魂。”[25]李维汉曾评价:“在刘格平主持民族工作期间,是民族关系最好、工作最正常、执行民族工作路线最健康的时期。”[18]①费孝通先生题词称其“为民族团结奋斗一生。”阿沛·阿旺晋美题词“格平同志深受各民族的爱戴与尊敬”[26]。
三、结 语
刘格平逝世后,经中央批准的悼词对其一生功绩作出定论:“刘格平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之一。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不论在白色恐怖下,还是在斗争残酷、环境恶劣的战争年代,他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建国后,他努力工作,艰苦奋斗,虽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仍顾全大局,勇于奉献,为社会主义贡献了力量。刘格平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各族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27]刘格平就是在20世纪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锻炼成长起来的中国千万个进步青年中的一个,同时作为回回民族的优秀代表,他也是当时早期投入到革命斗争中的回族青年之一,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并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奋斗一生。
如今,当我们回首梳理和理解这样一个人物的一生时,我们看到的也是一部有关新中国的百年真实历史。20世纪,百年中国,风云巨变。刘格平是无数个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奋斗终生的共产党人之一,也是无数个回回民族中将“国家至上”“救国救族”视为民族发展希望的时代人物之一。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他们通过实践证明了每一个民族及其成员都能够为国家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着卓越贡献。
注释:①另有记载此评价出自毛泽东,内容相似:“刘格平参与主持民族工作期间,是民族政策贯彻最正常,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可参见:《百年华诞刘格平》编辑组.百年华诞刘格平[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33.//刘格平传记委员会.寻觅真实的刘格平[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246.
参考文献:
[1]刘格平.在津南、鲁北的日子里[A]《. 华东革命大人》编委会.华东革命大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一期同学真情实录[C].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71.
[2]胡林晓.马颊河风暴——忆庆云县罢河工反暴政的斗争[A]《.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编委会.鲁北烽火[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56-64.
[3]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大辞典[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518.
[4]《百年华诞刘格平》编辑组.百年华诞刘格平[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15.
[5]丁毅民.光明磊落的一生——怀念格平同志[A].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刘格平文集[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412.
[6]李健彪.抗日救亡中的西安回族[N].中国民族报,2015-08-28.
[7]高苏平.王连芳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8]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东编年史(第4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470-473.
[9]刘格平传记委员会.寻觅真实的刘格平[M].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
[10]陈重伊.国务院24部委组建实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157.
[11]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刘格平发言[A].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人民政协文献之二[C].四野政治部,1949:120.
[12]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省档案局.毛泽东与河北(下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197.
[13]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学习文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57:99-111.
[14]刘格平.十月革命开辟了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N].人民日报,1957-10-31.
[15]降边嘉措.刘格平与建国初期的民族工作[J].百年潮,2000(11).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资料(第83辑)[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2.
[17]刘格平.对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今后工作的几点意见[A].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成立会议文件[C].1953.
[18]丁毅民.痛悼刘格平同志[J].回族研究,1992(3).
[19]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Z].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756.
[20]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刘格平同志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意义[N].宁夏日报,1958-10-24.
[21]银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银川移民史研究课题组.银川移民史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63.
[22]刘宝俊.回顾刘格平主席在宁夏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A].渤海回民支队实录(1940-2000)[C].银川:宁夏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制,2000:297.
[23]乌兰夫、刘格平对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41.
[24]远程,师水.刘格平谈青岛会议[J].中国民族,1991(10).
[25]范凤驰,于玉明,韩秀松.泊头诗词选[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5:27.
[26]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刘格平文集[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27]王连芳.痛悼我革命的导师格平同志[A].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刘格平文集[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408.
作者简介:马成明,崔莉,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注: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19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