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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赛典赤谈什么中国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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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10 10:34: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不了解赛典赤谈什么中国回教

原创 马保全 回学馆 2016-12-27

警告
这是一篇极长的学术论文,如果你能耐心地像读书一样读完,将会有巨大的收获。

浅阅读习惯者慎入!!!

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对中国穆斯林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许多回族姓氏和世家都是从咸阳王而来。如果不知道赛典赤,就无法了解中国穆斯林。了解赛典赤而不看赛典赤的家谱等于没有了解。有关咸阳王后世的家谱众多,驰名者有云南《赛氏家谱》、《马氏家乘》等,但这些谱成谱年代较晚,而山东博物馆所藏的《咸阳族谱》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咸阳王家谱,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山东师范大学马保全先生曾对该谱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其外文部分有细致的分析,撰成《山东博物馆藏<咸阳族谱>外文部分成书年代考》一文,发表于《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二期。刊出后,有其他杂志转载。但因为篇幅、阿拉伯语排版等问题,各刊物均对文章有删节。兹授权回学馆全文刊出,以供读者讨论、交流。

问题的提出
山东博物馆现藏一部《咸阳族谱》,系元代杰出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后裔在中国形成的早期家谱之一。2008年,它被收入到我国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2009年,被收入进第一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2】,是国家二级文物。除却汉文记述部分外,族谱中外文部分多达29页,记录的信息量很大,根据保存状况来看年代已经十分久远,是该伊斯兰教珍贵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已经证明了其汉语部分中有元明清三代伊斯兰教内、教外士人所写的序言、跋文、赞诗、谱例、官职表等,但是其外文部分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对其成书年代的研究,正是对其外文部分的基本研究之一。本文尝试对《咸阳族谱》中外文部分的成书年代进行梳理考证。

【1】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M],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题名为:“《忠惠咸阳王赛氏家传》不分卷(元)番东明(清)赛宣、赛灼等辑 元大德三年至清光绪八年(1299-1882)写本山东博物馆”。

【2】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编:《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第一批)》[M],齐鲁书社,2009年版。题名同上。

对于考证其年代须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因为这份族谱外文部分语言种属不明、数量大、内容多、排列顺序已经混乱,所以须在确定语言种属,对混乱的排序进行重新整理并理顺其内在的先后顺序后,才能对《咸阳族谱》的外文部分进行研究,并确定其成书年代。


(1)《咸阳族谱》外文部分的语言种属问题

要理解族谱的内容,就首先需要了解它所使用的语言种属,才能进行更细致的解读。现有研究者认为《咸阳族谱》外文部分是阿拉伯语【1】,有的认为是波斯语即回回文【2】,还有学者认为是既非阿拉伯语也不是波斯语,而是“狭义上的‘回回文’”【3】。

经过认读,在阿拉伯语专家和波斯语专家的帮助下【4】,基本确定装饰画4页内容大多为阿拉伯语,外文的家谱世系表即家谱树1.5页图中的谱系人名语言种属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其他以阿拉伯语字母拼写的种属不明确之语言。其他23.5页,即占到外文部分绝大部分的、最重要内容大多为阿拉伯语记事,少部分为波斯语记事。即记事内容的主体是阿拉伯语,里面含有个别波斯语段落【5】。

【1】王绣:《济南赛氏〈咸阳族谱〉》[J],《文物天地》1996年第2期。王文认为:“族谱前半部分为阿拉伯文”。

【2】纳为信:《〈咸阳族谱〉回回文部分汉译文跋》[J],《济南穆斯林》2004年第1期。纳先生认为:“《咸阳族谱》这一部分(外文部分——笔者)的确是波斯东支语文,元代及明代初期的回回文字。”

【3】魏德新:《中国回回文第一谱——郑和先祖族谱济南〈咸阳族谱〉略述》[J],《郑和研究》2008年第2期。文中魏先生认为:“我个人认为:族谱里的这种‘回回文’,既不是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文,也不同与明代《回回馆杂字》里的‘回回文’(尽管相同者很多 );这是一种结构完整、语种独立的‘元代回回话’(不是广义上的‘元代回回话’),即‘小经’的‘母语’”。然后魏先生又指出:“然而,济南回回文《咸阳族谱》里的‘回回话’没有用来拼读汉语,是纯粹的‘回回话’。因此,对于这种狭义上的‘元代回回话’的定义应当是: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为主,兼有突厥文和乌尔都文等成分的回回‘混合文’;它虽然以‘波斯语东支语’拼写, 但拼出的文字既不是‘波斯语’,更不是‘汉语注音’,而是元代色目回回人当中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的‘普通话’(狭义的回回文 ),是一种独立的语种 (这有如用拉丁文拼写中文,但它不是‘拉丁文’的道理一样)。笔者认为这种语言实际上并不存在。

【4】本文写作过程中阿拉伯语内容部分的解读受到了中国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埃及籍专家萨利赫·莱哲普先生的帮助;波斯语内容部分的解读受到了北京大学西亚系波斯语教研室时光教授和北京大学伊朗籍博士生哈米德·凯莱米先生的帮助。在此鸣谢。

【5】就每个段落来讲,或者是阿拉伯语,或者是波斯语。就整篇文章来说,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都存在的。


(2)外文部分的页码数及其排序分类问题

《咸阳族谱》外文部分现存共29页。现在的存放次序比较混乱,不能体现书写时的风貌,若按照现存的排序往下读的话,必将导致语焉不详等等现象的发生。故在确定了语言种属之后,我们按照前后内容连贯这一主线、以书法字体、纸张格式、保存状况为参考,进行了整理。

通过整理发现,外文部分总共包括外文装饰画部分4页、记事说明性的内容(包括外文的家谱世系表即家谱树1.5页)25页。

25页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是:“这是来自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家族的伊玛目谱序”。这一部分结构完整、为清晰明了的阿拉伯文,共计5页。

然后是“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尊名 真主从无到有创造了人类以展示其能力”内容,这一部分结构完整、为清晰明了的阿拉伯文,共计7页。

然后是:“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尊名 真主从无到有创造了人类以展示其能力” 内容,这一部分结构完整、为清晰明了的阿拉伯文,共计5页。在第五页的最后(从倒数第二行起),开始用波斯文记事,波斯文行文长度为2.5页。波斯文之后为外文的家谱世系表即家谱树1.5页。

最后是零散阿拉伯语内容四页。缺失了一些内容,但所存内容皆为清晰明了的阿拉伯文。


(3)

外文部分的重复内容部分问题
《济南穆斯林》2004年第2期的《〈咸阳族谱〉回回文部分汉译文的解读和说明》一文中就曾指出:“我以序文的要求把整个篇幅调整了一下,——回回文大概原文页码就有颠倒,中间可能有“衍文”或“重复”的部分……”通过整理,笔者发现,《咸阳族谱》外文部分中的确有着大量的内容重复。具体情况如下: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尊名 真主从无到有创造了人类以展示其能力”阿拉伯文 7页内容与“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尊名 真主从无到有创造了人类以展示其能力”阿拉伯文5页内容完全一致。只因是一者字体稠密、纸张留白部分较小,另一者字体稀松,纸张留白部分较大。故而同样内容一个写了7页,一个仅仅写了5页。

出现完全重复的原因也是值得考证的,因与本文无涉,故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上述内容一致的两部分书写字体是一个接近行楷,另一个接近行书,虽略有差别,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体现了一致性,都属于具有纳斯赫体与波斯体的阿拉伯语。两者的书写纸张略有不同。一者为周围形成了蝴蝶翅一般的镜心型,一者为周围留白较少的信纸型。综上来看应该是一人两次所书且书写时间相隔不久。

在《咸阳族谱》的封面有元代“大元大德三年六月 日”的纪年,并且盖有元代八思巴文印章,并且明确标明是“敕命之宝”。现存的《咸阳族谱》中可以见到赛典赤·赡思丁的后代乌马儿的友人元代政府官员征东行省儒学提举潘东明的序文,综合其他相关历史事实,有学者已研究证实《咸阳族谱》汉语部分最早成书于元代【1】。然细观《咸阳族谱》外文部分,却未能发现明确成书纪年,亦无其他资料证明《咸阳族谱》外文部分的修订时间,故而需要结合相关史料,根据内容、书写风格、纸张等因素确定其成书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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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咸阳族谱》元代大德三年敕命之宝


【1】纳巨峰:《赛典赤家族元代家谱初考》[J],《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对于《咸阳族谱》外文部分成书年代上限的讨论


根据《咸阳族谱》外文部分中出现的两次“中国”内容记载并考证相关史实,可以确定其外文部分成书年代不早于元代。两处记载如下:

第一处关于中国的记载为:“我们中的先人和后人都是阿里——愿主喜悦之——的子嗣。阿里的子嗣们分布在我们中国的各个地方,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相互不再认识。于是我们要为自己建立一部书册,我们在书册上书写我们的名字,我们在书册上排列我们的谱系,以便于在相见之时我们能够相互认识,也使我们的后人不至进入迷误者的谱系之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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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咸阳族谱》阿拉伯文内容中第一处有关中国的记载

第二处为:“安拉真主已让世人知道了他的那个国度,那就是最好的国家——中国。中国充满了尊严、恩典和裨益;那里还有让眼睛感到美好、精神为之向往的东西,同时也还有随之而来的欲望和私欲的享受。”【2】

其中第一处出现了“صيننا”的阿拉伯语表达。意义明确,就是“我们的中国”。这足以说明当时的书写者不将中国视为异域。第二处则出现了“افضل بلاد الصين”即“最好的国家是中国” 的阿拉伯语表达。表明书写者将中国视为“افضل بلاد”即“最好的国家”。通过外文部分两处阿拉伯语记载可以看出其外文部分的书写者已经将中国视为祖国,并且是热爱中国的。结合赛典赤家族元代入华的基本史实【3】(其家族不可能在成为中国人之前将中国视为祖国),可以判定这些外文是写在赛典赤家族入华之后的,同时排除了是在元代之前在中国之外的地区写好在元代携带进入中国以及其他类似原因的可能性。

综上可以确定《咸阳族谱》外文部分的成书年代的上限是元代,准确的时间应为赛典赤家族在元太祖十五年(公元1220年)入华之后。

【1】其阿拉伯语原文如下:

”فلما كان المتقدمون والمتاخرون منا من اولاد على رضى الله عنه تفرقوا فى صيننا فى كل محلة ومكان وضلوا فى التعارف زمانا بعد زمان اردنا ان نبنى لنا صحيفة نكتب فيها اسمائنا ورتبنا فيها انسابنا حتى نتعارف فى الملاقاة على المتاخرين ما نكون فى الانتساب من الضالين “

【2】其阿拉伯语原文如下:

”وقد فطن ببلده هى افضل بلاد الصين المحشوة بالاعزة والامنان والمفيدين وفيها ما تلذ الاعين وتشتهي الانفس والهواء الموافق والمتاع الانفس “


【3】《元史·太祖本纪》[M]载:“太祖西征,赡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具体时间是元太祖十五年(公元1220年)。关于究竟是赛典赤·赡思丁还是他的父亲“迎降”史学界尚多有探讨。但是无论是谁在彼时入华,都足以证明此家族是元代入华的。

对于《咸阳族谱》外文部分成书年代下限的讨论


(1)《咸阳族谱》外文部分内容中有着大量关于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可以体现出较浓厚的元代伊斯兰教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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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咸阳族谱》阿拉伯文内容中有关什叶派十二伊玛目的记载(节选)


《咸阳族谱》什叶派十二伊玛目的生平事迹的记载以阿拉伯语写成,共计5页。笔者翻译并注释如下【1】:此乃来自安拉的至圣——愿主福安之——家属的伊玛目排序

阿米尔 从人类的谱牒记载中抄写了这个缩写本。我们知道在安拉的至圣——愿主福安之——之后的伊玛目一共是十二位真正的伊玛目。

第一位是诸信士的领袖,他的名字叫做阿里——愿真主光耀他的面容——。他的别号是艾卜·哈桑。他的父亲的名字是艾卜•塔利布,他于7月13日星期五生于克尔白的所在地麦加,他归真于伊斯兰教历40年9月21日,享年63岁。他是被本•穆勒吉姆——主责其咎——杀害的。他的墓葬位于阿拉伯纳杰夫。

第二位伊玛目是诸信士的领袖,他的名字叫做哈桑——愿主使之平安——。他的别号是艾卜·穆罕穆德·载基。他的父亲的名字是阿里·本·艾卜·塔利布,他的母亲的名字是法图麦·宰海拉——愿主使之平安——他于伊斯兰教历9月的一夜生于麦地那,他归真于伊斯兰教历50年2月27日,享年48岁。他是被穆阿维叶——主责其咎——杀害的。他的墓葬位于拜基【2】。

第三位伊玛目是诸信士的领袖,他的名字叫做侯赛因——愿主使之平安——。他的别号是艾卜·阿卜杜拉。他的父亲的名字是阿里·本·艾卜·塔利布,他的母亲的名字是法图麦·宰海拉——愿主喜悦之——他于伊斯兰教历8月3日生于麦地那,他归真于伊斯兰教历61年1月10日——即阿舒拉日,享年58岁。他是被叶齐德·本·穆阿维叶——主责其咎——杀害的。他的墓葬位于克尔巴拉。

第四位伊玛目是诸信士的领袖,他的名字叫做阿里·载因·阿比丁——愿主使之平安——。他的别号是艾卜·哈桑。他的父亲的名字是侯赛因,他的母亲的名字是善和而·巴努·斌提·凯希尔。他生于麦地那,他在其父亲侯赛因之后在位34年。他归真于伊斯兰教历95年,享年56岁。他的墓葬位于拜基。

第五位伊玛目是诸信士的领袖,他的名字叫做穆罕穆德·巴基尔。他的别号是艾卜·贾法尔——愿主使之平安——。他于伊斯兰教历57年2月3日生于麦地那,他归真于伊斯兰教历114年,他的墓葬位于拜基。

第六位伊玛目是诸信士的领袖,他的名字叫做贾法尔·萨迪格。他的别号是艾卜·阿卜杜拉——愿主使之平安——。他的父亲的名字是穆罕穆德,他的母亲的名字是法拉特。他于伊斯兰教历86年3月27日生于麦地,他的在位期是34年。享年65岁。他归真于伊斯兰教历147年7月15日他的墓葬位于拜基。

第七位伊玛目是诸信士的领袖,他的名字叫做穆萨·喀则穆·阿卜杜·萨利赫。他的别号是艾卜·易卜拉欣。他的父亲的名字是贾法尔·本·穆罕穆德,他的母亲的名字是哈米德。他于伊斯兰教历2月7日生于麦地那,他的在位期是35年。享年55岁。他归真于伊斯兰教历183年7月5日,他是被哈伦——主责其咎——杀害的。他的墓葬位于巴格达。

第八位伊玛目是诸信士的领袖,他的名字叫做阿里·利达。他的别号是艾卜·哈桑。他的父亲的名字是穆萨·本·贾法尔。他于伊斯兰教历4月11日生于麦地那。伊斯兰教历200年9月,他在位20年。他归真于伊斯兰教历183年7月5日,他是被哈伦——主责其咎——杀害的,他的墓葬位于突斯。

第九位伊玛目是诸信士的领袖,他的名字叫做穆罕穆德·塔基。他的别号是艾卜·贾法尔。他的父亲的名字是艾卜·贾法尔。他于伊斯兰教历7月11日生于麦地那,他在位7年。享年25岁。他归真于伊斯兰教历200年12月3日,他的墓葬位于□。

第十位伊玛目是诸信士的领袖,他的名字叫做阿里·纳基。他的别号是艾卜·哈桑。他于伊斯兰教历7月13日生于麦地那,他在位1年。他归真于伊斯兰教历254年6月,他的墓葬位于□。

第十一位伊玛目是诸信士的领袖,他的名字叫做哈桑·阿斯科利。他的别号是艾卜·穆罕穆德。他的父亲的名字是阿里·本·纳基,他的母亲叫做宿拉孜。他于伊斯兰教历3月生于麦地那。享年28岁。他归真于伊斯兰教历260年3月,他的墓葬位于□。

第十二位伊玛目是诸信士的领袖,他的名字叫做穆罕穆德·卡依木·木台祖儿·马赫迪——愿主喜悦之。他的别号是艾卜·嘎斯姆。他的父亲的名字是哈桑·阿斯科利。他的母亲叫做哈塞乃·斌提·及萨尔,他于伊斯兰教历255年9月23日生于□。他归真取决于真主的意欲,他因担心自己的敌人而隐遁了,他将会出现。那时,今世就会像现在充满了黑暗和压迫一样充满正义与公道。除真主外,其他人是绝不会知晓这些幽玄的。求真主赐福我们的领袖穆罕穆德和他的所有家属。

愿真主赐福众先知,一切赞颂全归众世界的主。

《咸阳族谱》上述阿拉伯语部分比较详尽的记录了什叶派十二伊玛目出生地、埋葬地、出生时间、归真时间等,并且记载了最后一位伊玛目是隐遁的马赫迪,直接涉及教义内容,显属什叶派历史文献。

元代有大量穆斯林进入中国,其中也有什叶派信仰者存在。杨志玖老先生在《元代中国伊斯兰教派试探》一文中列出6点,详细研究了研究元代什叶派信仰的存在【3】。其中第二条根据元代史书和相关资料记载赛典赤·赡思丁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故而断定他是什叶派。诚然很多什叶派都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圣裔,但是也有反例。当代就有一些圣裔是逊尼派。比如笔者认识的阿富汗、埃及人中,都有圣裔,但是他们现在遵从逊尼派教义,他们承认祖先是什叶派,但是已不知何时成为逊尼派了。现在反过头来再根据赛典赤家族《咸阳族谱》外文部分中详细直接记载什叶派信仰的材料,则可确认赛典赤·赡思丁及其后代在元代是什叶派信仰者了。

然而关于元代之后明代到清代回族中(包括赛典赤·赡思丁家族中)什叶派信仰是否存在、若存在什叶派信仰的延续状况等,在明清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包括所用的为数众多的教材中【4】、伊斯兰教碑刻中【5】、伊斯兰教相关著述中笔者尚未搜见。所见的有金吉堂先生(1908—1978)在《中国回教史研究》中【6】,引用抱飓斋《人种考原》中的其中什叶派在中国穆斯林中的遗存:“

教士学成者皆着绿服;

主管教务者为依马目,呼学生为海里凡,抑之也;

传习经典多用波斯文语;

注重“太服细勒”经解,与土耳其等处注重古兰原文者有异;

注重纪念圣女法特马;

名多取阿里、忽散、侯腮尼、法特马之类;

教上讲演常述阿里战阵之勇,而于倭马尔赫赫武功鲜有称道。

《校经室随笔》以为教中有所谓八件教门原根者,于畏圣之次日畏伊玛目”

与此类似的还有在一些明代伊斯兰文物中出现的哈里发阿里的言辞【7】,至今我国东部保存的在清真寺、回族家庭中悬挂的阿里宝剑图画的风俗【8】,以及新近研究证明了可能与什叶派第十二位伊玛目的隐遁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的【9】、在明清曾一度在中国比较流行的“连班制”等等遗存。然而所有这些最多可以理解为什叶派在行为上的遗存,只能说可能存在有与什叶派信仰上的一些联系,而谈不上比较完整的什叶派信仰了。

由此可见,中国穆斯林在明清时期的什叶派信仰,从其存留资料极度缺乏的现实和所存的资料来看,可以知道是更加倾向于指向在那时已更可能是什叶派遗存,而非完整的什叶派信仰体系。故而《咸阳族谱》外文部分中如此成体系的、明显的什叶派信仰记载要是出现在明清这样中国什叶派信仰已经不是十分明显的时期,则显得不合情理。若是出现在什叶派穆斯林涌入中国、而且有着什叶派信仰表现的元代则显得更加合理。

【1】在翻译过程中,对出现的相关日期、地点等参考英文资料:哈桑·阿敏(Hasan al-Amino):《简明什叶百科全书》[M](Shorter Shiite Encyclopedia以下简称《全书》)进行了注释。1995年10月版 2001修订本,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这是位于麦地那先知清真寺的东南的著名穆斯林公墓区。埋葬有数千计的圣门弟子,包括先知的叔父阿巴斯、先知的姑姑索菲亚、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先知的多位妻子、先知的女儿法图麦、先知的儿子易卜拉欣、先知的外孙哈桑等等伊斯兰教史上的名人。

【3】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到342页。

【4】经堂教育的教材中有大量的波斯语教材,但其虽涉及圣训、教法、理学等等内容,然而皆无什叶派信仰体系内容存在。故不应认为波斯语作品都是什叶派的作品。波斯人中也有逊尼派存在,至今塔吉克斯坦的很多塔吉克人皆为逊尼派。

【5】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中国回教史研究》[M],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1935年版,第214到215页。

【7】主要参见骆爱丽:《明代回回文化初探——以<荐福图>与回回文瓷器为中心》[D],南京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8】此现象至今在山东仍十分普遍。

【9】周传斌:《经学大师常志美与回族伊斯兰教的第一次革新运动浅识》[J],《回族研究》2009年第2期。

(2)《咸阳族谱》外文部分的书法字体与现存明初阿拉伯语、波斯语书法风格近似

《咸阳族谱》外文部分的书法,根据笔锋能够看出是以竹笔而非毛笔书写的。字体十分自由,是行书。形式兼具纳斯赫体和波斯体风格。外文部分书写过程中若出现错误,书写者就会直接在原文上面增删修改。

它与已经公布了清初重抄的明代回回馆译语【1】中波斯语的书写字体、风格差别极大,无可比性。

它的书法也与学者研究公布了的明代大多数写有阿拉伯语、波斯语、小儿经的瓷器【2】中的书法风格有较大差别,但是与个别明代器物的书法有相似之处。如上海博物馆藏明代正德(1505—1521)矾红彩阿拉伯文字盘的底款小儿经【3】。

它和所见的北京、河北、山东一带经堂教育中使用的手写本阿拉伯语、波斯语教材的书法风格尽管呈现出某些相通之处【4】,但还是有着较大差别,笔者所见的与《咸阳族谱》外文部分书写方式最为接近的一份阿拉伯语手抄经书为山东济南市商河县棘城清真寺旧藏伊斯兰教历1353年(公历1934年)手抄古兰经经后说明。

现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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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三者相对而言,《咸阳族谱》外文部分的书写更多的表现出了流畅、娴熟、洒脱。这可以从侧面证明书写者是以波斯语、阿拉伯语作为第一语言,是能够极其娴熟的书写这两种语言的。故而当时的书写者“阿米尔”,更可能是一位入华不久的回回穆斯林,或者是尚能十分熟练掌握波斯语、阿拉伯语的二代三代回回人;而非以汉语为母语、后天学习波斯语、阿拉伯语的中国穆斯林。结合元代回回人入华的大背景和赛典赤·赡思丁家族在元代入华的基本史实,可知其外文部分是书法风格具有元代到明初的风格。

【1】参见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刘迎胜先生所使用的版本是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清初依据明代永乐版本以毛笔重抄的版本。

【2】详见骆爱丽:《明代回回文化初探——以<荐福图>与回回文瓷器为中心》[D],南京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3】刘伟:《正德时期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宫廷瓷器》[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2期,第89页。

【4】笔者仅仅见过京、冀、鲁一些地区清真寺的经堂教育的手抄本经书教材,对其他地区尚无调查。

(3)《咸阳族谱》外文部分的纸张装帧与元代相关文献的记载吻合

元代文人王恽的《中堂事记》(上)提到,回回译史麦术丁“其所译薄籍捣治方厚,尺纸为叶,以木笔挑书普速蛮字,该写众事。纸四隅用缕穿系,读则脱而下之。”【1】上述记载中“纸四隅用缕穿系,读则脱而下之”,是指在文献的四周用线穿起来,阅读的时候则拆线“下之”。

仔细观察《咸阳族谱》阿拉伯语内容中数量是7页的“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尊名 真主从无到有创造了人类以展示其能力”部分(即本文第二条第2点中所提及的《咸阳族谱》阿拉伯语的第二部分)中第一页的右上角,和右下角(本页左上角和左下角已经脱落不存),有红色不规则的圆圈图案,难称美观,故非装饰用,加上出现在一个泰斯米的开始,可见可能是画好,准备用以打孔。打孔的目的则很可能是为了穿上线,把各页装订在一起。这就与上述文献中记载的元代穆斯林在书写波斯语、阿拉伯语时所采用的装订方式有了一致性。

【1】《秋涧集》[M]卷80 ,四部丛刊初编缩本,页769。本条系南京大学刘迎胜先生检出。详见刘迎胜:《回族语言800年发展史简要回顾》[J],《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4期。

(4)《咸阳族谱》波斯文部分中,波斯文特有的字母均以阿拉伯语字母书写,这符合古代波斯语的书写方式

阿拉伯文共有28个字母。波斯文在使用阿拉伯文28个字母的基础上,另有پ、چ、گ、ژ(p、ch、g、jh)4个字母,共32个字母。《咸阳族谱》波斯文内容中,凡出现使用پ、چ、گ(p、ch、g)三个字母之处,均分别写作ب、ج、ک(b、j、k)。字母ژ(jh)未见于《咸阳族谱》波斯文内容中。

其中将پ写作ب的有:“众先知”一词,在族谱中写作“بیغامبران” ,是波斯文“先知”——“بيغامبر”一词的复数形式。“بيغامبر”一词,现代波斯语中,该词单数复数分别写作“پیغامبر”与“پيغامبران”。将چ写成ج的有:“四”与“第四”两词,在族谱中分别写作“جهار”与“جهارم”,现代波斯语中,此两词的写法分别为:“چهار”与“چهارم”。将گ写成ک的有:“他们说”一词,在族谱中写作“كفتند”,现代波斯语中,该词的写法为:“گفتند”。

《咸阳族谱》中出现的三个波斯语特有字母以阿拉伯语相关字母代替的写法,在我国现存的波斯语资料中多有保留,所跨越的时间段也很长。比如与明代成书的《回回馆杂字》中、中国伊斯兰教经师常志美(1610—1670)所著波斯语语法书籍《海瓦依·米诺哈志》比较早期的抄本中,均是如此。然依据笔者所采集到的清末到民国至今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波斯文课本的手抄本中,则少见这种写法,即大都按照现代波斯语的要求,使用包括پ、چ、گ、ژ(p、ch、g、jh)在内的32个字母了。故依《咸阳族谱》中出现的波斯文特有字母的书写方式虽无法直接证明其外文部分的具体成书时代,但可表明其书写年代相对久远,至少应在百年之前,而非近期。

综合上述几点,依据《咸阳族谱》外文部分中关于什叶派信仰的详细记载,结合什叶派在我国主要存在于元代的史实,故可以推断这应是成书于元代的一份作品。然后通过考察其书法艺术风格与其波斯文特有字母书写方法,并与其他相关史料、文物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其书法风格更多的表现出以阿拉伯语、波斯语为母语人士的书写习惯,具有元代到明初的书写风格;文献中纸张上的红圈标志则与元代汉文记载的波斯语、阿拉伯语文献装订方式有一致性;其中用阿拉伯语中相应字母替代波斯语中特有字母体现了较早波斯文的书写风范。这样通过内容这一主线,结合书法风格、纸张装帧、波斯文特有字母写法三条旁证的支持,结合元代是包括赛典赤•赡思丁家族在内的西域回回人入华的主要时期的基本史实,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成书于元代至明初的一份阿拉伯语、波斯语文献。

《咸阳族谱》外文部分几个可能的成书时间点

通过研究《咸阳族谱》汉文内容,结合相关资料,可发现自元代赛典赤家族入华(公元1220年)到明初这一时间段内有几个时间点可能就是《咸阳族谱》外文部分的写就日期,现分述如下:


(1)元代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前后
如前文所述,《咸阳族谱》的封面有元代“大元大德三年六月 日”的纪年,并盖有元代八思巴文印章,且明确标明是“敕命之宝”。可知在这一时间点,元政府向赛典赤家族颁发了“敕命”,并且表明是是“恩赐”,然在现存的《咸阳族谱》中,并未发现此“敕命”的具体内容。“敕命”被置于家谱首页,且历代续修家谱的纸张尺寸都以“敕命”纸张尺寸为标准,从而可知,该“敕命”与家谱的修订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家谱的修订甚至可能得到了元代中央政府的认可,并授以凭证——“敕命”。这一时期,大量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中亚、西亚穆斯林入华,赛典赤·赡思丁族人完全可以自己或请人完成《咸阳族谱》阿拉伯语、波斯语部分的写作。

(2)元代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前后
据学者考证,赛典赤·赡思丁之孙,官至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乌马儿,在至大元年至四年(公元1308到1311年)间编修了《咸阳族谱》,并请潘东明为家谱作序【1】,而且潘序中记载了其写作时间为元代至大三年。在编修家谱时,乌马儿请人以阿拉伯语、波斯语详述从阿丹到穆罕默德之间的世系、穆罕默德的家族、子孙情况、十二伊玛目的情况等等,如此以阿拉伯语、波斯语介绍家族身世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族谱中阿拉伯语、波斯语世系表,也可对此进行佐证:根据该世系表记载到赛典赤·赡思丁之孙乌马儿的儿子辈为止来看,可知外文世系表部分编写时,乌马儿的孙辈可能尚未达到能够入谱之年龄。外文世系表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均以楷书体写就,这与族谱中其他大量阿拉伯语、波斯语内容的书法风格表现出了不一致性。但仔细观察,其运笔方式、字母的细节处理上,与其他外语部分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故很可能是同一人不同时间所写。综上,至大三年前后这一编修家谱的时间点很有可能就是《咸阳族谱》外文部分的成书时期。

【1】纳巨峰:《赛典赤家族元代家谱初考》[J],《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3)明代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前后

《咸阳族谱》中元代潘东明所作序文原件并未得以保存,谱中保存有明代、清代两个抄本。明抄本最后标注“大明永乐拾捌年陬月谨录”,即在公元1420年抄录。而且在《咸阳族谱》的“家族世系表”与“赛氏古今宗派世系表”中,都有“七世孙赛景文顿首续编”字样,有学者研究指出赛景文是元末明初人。他在永乐十八年,主持了家谱的第一次续修【1】。到明代,东西交通不再似元代般便利,也没有了元时大量的中亚、西亚移民。但因当时内地的回回人距离主体入华时间在百年左右,所以其中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者不在少数。若以现代翻译学的角度观察,其中能胜任阿拉伯语、波斯语口译、笔译者,在永乐时期的中国也是存在的。该类资料颇多,限于篇幅,仅举两例。A: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时,曾在西安找到一位能够从事阿拉伯语翻译的阿訇——哈三。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 年)《重修清净寺碑记》载:“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2】B:明初甚至到明中叶,内地仍有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记事石碑流传。比如有明景泰六年(公元1445年)西安《重修礼拜寺无相记》碑【3】、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山东济宁东大寺《芳名碑》【4】、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北京牛街清真寺石碑【5】等。这些石碑都以非常晓畅的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对相关清真寺重修等历史进行了记载,与碑文正面的汉文记载相符合,同时其阿拉伯语、波斯语行文符合阿拉伯、波斯地区行文习惯,绝非简单的字面翻译。由此可知在永乐十八年前后,赛景文续修家谱时,也可以在内地找到能以阿拉伯语、波斯语为其书写家族历史者。

【1】石涂:《济南赛氏<咸阳族谱>序的错讹及考订》[J],《济南穆斯林》2002年第1期。

石涂:《赛氏宗派及世系的考证和说明——<咸阳族谱>研究之三》[J],《济南穆斯林》2003年第3期。

【2】此碑今存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内。笔者依国家图书馆藏该碑拓片抄录。参见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拓片,馆藏编号:各地9765。

【3】参见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该碑拓片,馆藏编号:各地9778。

【4】此碑现存于济宁东大寺碑廊内。

【5】参见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该碑拓片,馆藏编号:北京4564北京4565。


结语

综上,《咸阳族谱》外文部分是成书于元太祖十五年(公元1220年)到明初的一件伊斯兰教记事文献,也是现存较早的中国伊斯兰教阿拉伯语、波斯语记事文献之一。除了通过本文所使用的方法外,尚需更多证据以证明其成书年代(包括以技术手段进行纸张年代测定、墨水年代测定等等)。该文物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特别是什叶派在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研究元明我国回回人的语言等问题,提供了鲜明的实物证据。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于维雅教授、时光教授的指导;济南马明、任其云、赛元达、刘洪军、马连俊几位先生以及英国剑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Hawraa Al-Hassa博士热情为本人提供了所需资料;挚友清华大学马悦博士为文章的校对与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拉丁化转写付出了辛勤劳动;北京大学英语系喇奕琳同学为英文资料的校对提供了热情帮助。特在此一并鸣谢!)

作者:山东师范大学阿拉伯语专业教师,北京大学文学硕士

邮箱:mabaoquan54250@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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